为安慰日本，美国也给了他补偿。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主力舰吨位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在这个条约里，原本海军实力远差于法国的日本一跃获得远超过法国的力量。
条约规定各签约国战舰、战斗巡洋舰总吨位比率为10：10：6：3.5：3.5。同时对主力舰的建造、轮替、吨位和武器都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条约同时还规定各签约国在西太平洋岛屿的防御区和海军基地维持现状。该五国还另外签订了一项条约，对潜艇和毒气的使用作出了规定。
这一条约的最大的赢家依然是美国，其次是日本：通过此条约，美国获得了与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在海军力量上的平等地位，为美国依靠强大的工业力量最终统治两大洋打开潘多拉之盒。日本则堂而皇之地成为海军地区强国，扩大了其在太平洋的实际存在。
华盛顿的军备协议其实是一种“纸面上的相互追求”，美国在这次会议达成的四国条约和九国条约中试图确保太平洋的现状，并要加强1899年和1900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信誉。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美国在远东地区维持一支海军部队的必要性将会大大减轻，不必派驻一支海军部队去保护菲律宾群岛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
而英国则因为日本海军势力的崛起，因为不能将绝大多数海上力量布置在亚太，在联日还是联美上明智地选择了美国，从此不但接受美国与之分庭抗礼的现实，还必须在亚太和美国共进退----因为以它的力量，不足以单独和日本制衡。
在另一个事关中国议案的国际会议，于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最后形成的决议称之为《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
这次中国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它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解决山东问题。原计划还有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逸仙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不遂，伍朝枢未赴。
会议期间，中国方面曾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租借地等，但均招拒绝。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么大的让步，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这个提案却是由中国北洋政|府在美国的授意下提出的。因为美国准备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它的前提是“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独霸着山东，这个政策便无法实施。
让中国代表团漫天要价，势必诸国要就地还钱，这样，中国山东问题便可以乘隙而解----怀着“内疚”心情的英国，怕是也不愿意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吧？只要英美同步，其它的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都不是问题。而单单日本一家，很难和八国相抗衡。
不能说美国人的外交策略不成功，其实以美国人的实力，和在华盛顿签约的背景已经表明：美国在亚洲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中日的双方会谈在2月4日完成，并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虽然这个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在旧中国可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两天后，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签署《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为保证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结果，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议或协议或谅解”，侵犯或妨碍第一条所述的各项原则；
在第三条里则进一步贯彻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和“任何专利或优越权”。一切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机会均等。
有关条文规定，九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的关税政策。
这个条文实质上是一个新的侵略，只不过打着尊重中国主权的幌子，实质上是要挟中国政|府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通过缔结条约的公开性达到阻止日本独霸中国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评价极差。毛爷爷曾说，“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的这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由于此条约扼制了日本在大战时对中国的垄断权，而代之以美国为首领和英、日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侵略局势。对这个条约，张汉卿却认为它即使不是一个好条约，也不至于让中国目前的形势变得有更坏。因为至少，可以阻止日本在东北的强势渗透。
他之前所以不遗余力地拉英、美在东北“入伙”，也就是抱着“以夷制夷”的策略，尽量让他们登上自己的战车，虽然知道这种把希望寄托在根本不可能为中国“说话”的英美身上只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不过相比较于日本的一家独大，他还是愿意多些变化。
因为时过境迁，张汉卿觉得只要有强大的实力，用这个条约来制止可能的领土威胁亦或是有可用之价值。日本自1905年日俄战争夺取大连之后，在东北盘踞多年其政|府始终不敢明着在此大规模用兵，亦可表明此条约对日本的约束力。
会后，针对日本代表的怨恨和报怨，英国代表贝尔福说：“大英帝国需要英日同盟，但是它更需要降低军备和美国的友好。”
可是英国的退让并没有换来美国的种种好处，美国不会因为英国的一次让步及英美友好关系的宣传就放弃争夺英国世界霸权的一切努力，正如1928年英美就巡洋舰问题发生尖锐冲突时，英国海军部指责外交部的政策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总是作出让步，并且总是被告知下一步他们将改变态度，结果是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想获得对我们的优势，并且对我们持怀疑态度。”
英、美、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一纸条约而变得有长久改善，相反，它所隐藏的不满，在其后一段时间时不断地发酵，让远东的局势并非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正如远东问题权威泰勒丹尼特所总结的那样：“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现在构成远东问题的种种祸患都负有责任。我们大家还是应该永远丢弃自以为公正和受害者的无辜者的伪装，以忏悔的心情面对现实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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